轻风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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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骂人！被关无怨！ [2006-12-3 23:01:26]
首先声明，本帖不欢迎任何形式的争论，仅仅是为了说几句想说的话而已，权且作为本人之梦呓罢。
不知为何，心里有一种沉沉的痛，彻心扉的痛！
记得我对央视所有的广告当中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一句话“几乎所有的父母都记得儿女的生日，又有多少儿女能记得父母的生日呢？”；另一个是一个孩子给母亲端洗脚水的。这两段广告如此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这就是孝道，是感悟，是生命本原的力量。
其实，这个话题本不该引发争论的，至少我这么认为。也许是我已经苍老腐朽，不合于这个时代，为人者竟然还要对“孝”质疑？实在不能理解。
恍然，我也有叛逆的时候，反感父母的教诲，以为那是个性的觉醒，后来才发现是自己的无知。至于为何，我不想多说，已经感悟的人自然知道，尚未感悟的人说了也没用，体验才能出真知，当时的自己何尝不认为自己的正确毋庸置疑？
一直不主张把孝道作为行为规范，因为孝的行为从来来自于自身的觉悟，不能强求，就象不能强求禽兽尽孝一样。而且，孝道从来不是受者的要求，可笑而无知的人却以为是长者强加于己身的约束，以为抗争是个性的觉悟，时代的进步，置父母不求回报的给予于不顾，这本就是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体现。
这个社会，孝道需要提倡本来已经是何等可悲的事情，竟然还会有人反对？！不管是有何种理由，其出发点本身就是可鄙的！提倡孝的主体本来就是针对为人子女者，而提倡就是要求为人子女者主观上觉悟，而非客观上父母要求回报。客观上绝大多数的父母是不求回报的，以小人心度君子腹的人却无知地把自己放在与父母对立的立场，即使是无血缘关系，你对父母的给予会大于父母对你的给予吗？否则你的观点难道不是极端自私的体现吗？对错和等价从何体现？父母的无私就该是天经地义而你可以坦然而受之吗？就算是父母主观上要求回报又有何不该？难道你天生就该受而不用付出？这分明是强盗逻辑！你有什么资格与父母理论？既然你以理性是非来标榜自己的话？这才是幼稚乃至无知可笑甚至可鄙的！
从来不想对于谁出言不逊，奈何有些人实在是可耻到极点，尚振振有辞，自以为是！不管有何种理由，反对孝的念头一起便与禽兽无异！
在其他楼里说过，孝是道，是自身觉悟，是人之所以为人。不从教条，如何孝？何为孝？个人的理解会有不同，但就其根本来讲是却一样的：爱父母，无关是非，无关对错！如果你对父母的爱需要视父母对你的付出而定，且不说如何可笑，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凭什么？你欠的！单从理性来讲的话就是如此！
当然，也许会有人来驳我，甚至驳得我体无完肤。我不会回应，本人本文观点不从逻辑，不从文法，只冷眼看！看人世间“人”的表演，黯然神伤！
本文偏激，实非客观，即使被关，无怨言也！
不知为何，心里有一种沉沉的痛，彻心扉的痛！
记得我对央视所有的广告当中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一句话“几乎所有的父母都记得儿女的生日，又有多少儿女能记得父母的生日呢？”；另一个是一个孩子给母亲端洗脚水的。这两段广告如此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这就是孝道，是感悟，是生命本原的力量。
其实，这个话题本不该引发争论的，至少我这么认为。也许是我已经苍老腐朽，不合于这个时代，为人者竟然还要对“孝”质疑？实在不能理解。
恍然，我也有叛逆的时候，反感父母的教诲，以为那是个性的觉醒，后来才发现是自己的无知。至于为何，我不想多说，已经感悟的人自然知道，尚未感悟的人说了也没用，体验才能出真知，当时的自己何尝不认为自己的正确毋庸置疑？
一直不主张把孝道作为行为规范，因为孝的行为从来来自于自身的觉悟，不能强求，就象不能强求禽兽尽孝一样。而且，孝道从来不是受者的要求，可笑而无知的人却以为是长者强加于己身的约束，以为抗争是个性的觉悟，时代的进步，置父母不求回报的给予于不顾，这本就是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体现。
这个社会，孝道需要提倡本来已经是何等可悲的事情，竟然还会有人反对？！不管是有何种理由，其出发点本身就是可鄙的！提倡孝的主体本来就是针对为人子女者，而提倡就是要求为人子女者主观上觉悟，而非客观上父母要求回报。客观上绝大多数的父母是不求回报的，以小人心度君子腹的人却无知地把自己放在与父母对立的立场，即使是无血缘关系，你对父母的给予会大于父母对你的给予吗？否则你的观点难道不是极端自私的体现吗？对错和等价从何体现？父母的无私就该是天经地义而你可以坦然而受之吗？就算是父母主观上要求回报又有何不该？难道你天生就该受而不用付出？这分明是强盗逻辑！你有什么资格与父母理论？既然你以理性是非来标榜自己的话？这才是幼稚乃至无知可笑甚至可鄙的！
从来不想对于谁出言不逊，奈何有些人实在是可耻到极点，尚振振有辞，自以为是！不管有何种理由，反对孝的念头一起便与禽兽无异！
在其他楼里说过，孝是道，是自身觉悟，是人之所以为人。不从教条，如何孝？何为孝？个人的理解会有不同，但就其根本来讲是却一样的：爱父母，无关是非，无关对错！如果你对父母的爱需要视父母对你的付出而定，且不说如何可笑，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凭什么？你欠的！单从理性来讲的话就是如此！
当然，也许会有人来驳我，甚至驳得我体无完肤。我不会回应，本人本文观点不从逻辑，不从文法，只冷眼看！看人世间“人”的表演，黯然神伤！
本文偏激，实非客观，即使被关，无怨言也！
敢骂才牛！扣几分算什么，支持发泄心中的愤怒！
但你的文章，好象一个字没骂，好斯文啊！
禽兽也有孝道的．没看到历史里很多这样的人啊．
孝道，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但是我看的观点是：孝敬父母，那是天经地义的．既然他们生你出，又养你大，不知道有何理由要反对．不管你的父母从小到大：给了多少灾难或少量的幸福．那都是你的父母，你身上流着他们的血统，是他们的遗传，虐待他们，就等于虐待自己．因为你将来也会有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他们看到上一代是这样的观念和道德水平，那么他们认为不孝这也是正常的．而父母他们虐待自己的下一代，那么也是在作践自己的下一代．
社会就需要一个民族的内部和谐和团结，才能发展，才能强大！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但你的文章，好象一个字没骂，好斯文啊！
禽兽也有孝道的．没看到历史里很多这样的人啊．
孝道，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但是我看的观点是：孝敬父母，那是天经地义的．既然他们生你出，又养你大，不知道有何理由要反对．不管你的父母从小到大：给了多少灾难或少量的幸福．那都是你的父母，你身上流着他们的血统，是他们的遗传，虐待他们，就等于虐待自己．因为你将来也会有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他们看到上一代是这样的观念和道德水平，那么他们认为不孝这也是正常的．而父母他们虐待自己的下一代，那么也是在作践自己的下一代．
社会就需要一个民族的内部和谐和团结，才能发展，才能强大！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以下是引用李·美舒特尔的发言：谢谢楼主对深水区的支持!请问此文是否为原创?如是,请标注一下!请多支持!谢谢. |
多谢斑竹，此帖不能成文，无逻辑思辩可言，所以没申请。
呵呵，云大兄的题目还真把熊猫吓了一大跳呢。
不想却是如此严谨与严肃的主题，支持云大兄为道德与人性所作的呐喊！
不想却是如此严谨与严肃的主题，支持云大兄为道德与人性所作的呐喊！
#8
#10
#11
看完了这文,真是无言,对云大先生文中一句表示不满[就象不能强求禽兽尽孝一样].禽兽的孝都不需要强求!"鸦有反哺之恩,羊有跪乳之义".对某些人只能用禽兽不如来形容.
#13
今天怎么跑深水鸟~回家磨刀去~哈哈
#14
#15
#16
唉，现在很多人受西方思想影响太重了，总是自以为是的认为可以理性的考虑一切问题。
实际上呢？只是因为事不关已罢了。。。
实际上呢？只是因为事不关已罢了。。。
#18
| 以下是引用lbstory的发言： 唉，现在很多人受西方思想影响太重了，总是自以为是的认为可以理性的考虑一切问题。 实际上呢？只是因为事不关已罢了。。。 |
风雨，倪直说有什么不可？楼主再说谁没人不知道，你说的是谁也一样，什么叫事不关己呢？正因为关己，大家才有积极性参与不是吗？我没有被攻击的爱好，但是我提出自己的一个方面的思考正是因为关己，大家不同意没关系，反对我也没意见，干吗说事不关己呢？孝在孔子眼里是“仁之本”，有了它，就没有逆、贼、不忠了，可我不这样认为，我看到很多荒谬的故事，就是凭借小这个概念而行，就像民主一样，有多少阴谋随之而来，难道我们也不加分辨吗？什么叫 自以为是，所有的人不都有这种倾向吗？
| 以下是引用李蔡的发言： 任何事情都可以被质疑，就算上帝、地球中心说一样，呵呵，当初不是也一样大家觉得....吗？ |
以下是引用李蔡的发言：
风雨，倪直说有什么不可？ |
我是对事不对人，所以用了“很多人”，还请李MM不要在意
在网上找了个帖子，大家共同学习思考：
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
曹文轩
我们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文明性、先进性，可能不宜过于乐观。我们在民主、自由的大陶醉中纵情放浪，而将一切历史与一切价值毫不珍惜地踩在脚下，并从无情的践踏中获取无边的乐趣。怀疑一切、推翻一切、唾弃一切，日益成为时尚，成为一个思想者深刻的辉煌标志，也成了民主与自由的尺度——谁不给予这种虚无主义以天地，谁就代表了专制，谁就是民主与自由的不共戴天的大敌。反之，若这一切可以通行无阻，也就意味着民主与自由已经形成。
这真的就是我们——那些知识精英、思想巨霸们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推崇并界定了的民主与自由吗？
我常常怀疑。
民主与自由，是有规定的，是有分寸与尺度的，是有体系与秩序的，它的实现，绝不意味着削平一切高度，取消一切权威，也不意味着没大没小，没有等级，没有礼数，没有秩序，更不意味着欲望一泻千里却毫无管束。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自由与民主，我们是否应当有所警惕？一个人类通过世世代代的摸索而逐步建立起来的有主流、有制度、有伦常、有规则、有高低、有尊卑的社会，仅仅于一夜之间，就要成一个没有方向、没有底线的社会，而且还以民主、自由为金光闪闪的幌子。它是否真的就是文明，就是先进，难道就不应该加以怀疑吗？
对这个时代的判断，也许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言论是值的我们关注的。他称这个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而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民主的时代——民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类社会经历了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而现在则是到了一个混乱的时代——混乱并非民主。他说：“作为文学批评界的一员，我认为自己遭遇了最糟的时代。”
我是在阅读《西方正典》这本书时真正认识这位著名的西方学者的。在此之前很久，我已经读过他的那本很有名气的《影响的焦虑》。这是一位孤独的却是有着巨大的创造力与敏锐的识别力的学者。他的性格中有着不合流俗的品质，我将他视为远在天涯的思想知己。《西方正典》这本书是我的一个博士生建议我阅读的。她在电话中颇为兴奋地向我介绍了这本书，并说书中的基本观点与你——老师的观点如出一辙。我将信将疑，她就在电话的那头向我朗读了书中的一些片段。布鲁姆的一连串的表述使问感到十分惊诧，因为他所说的话与我这些年在不同场合的表述竟是如此的不谋而合，其中有许多言辞竟然几乎一模一样。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感受、对这个社会的疑惑、疑惑之后的言语呈现，实在不分彼此。我们在不同的空间中思考着——思考着同样的处境与问题。“英雄所见略同”——这个我一生大概永远不会谋面的人，使我感到无比的振奋与喜悦。我一直对自己的想法有所怀疑：你与这个时代、与那么多的人持不同学见（不是政见）、不同艺见（“艺术”的“艺”），是不是由于你的错觉、无知、浅薄与平庸？我常常惶惶不安。我在各种场合所显示出的理直气壮的外表之下，掩盖着的恰恰是虚弱、无奈、困惑与自我怀疑。我甚至为我持有如此学见、艺见有了变态的敏感：当我面对对那么多的人，在声嘶力竭地宣扬我的那一套时，听者是不是在私下里嘲笑我？如此心态，可想而知我在相遇《西方正典》时，心情是如何的激动——我仿佛是独自漂流到一座孤岛上的人，忽然看到了天水相接的苍茫处，悄然滑动着一叶帆，而且这片白帆显然是朝这座孤岛悠悠而来。
【憎恨学派与怨毒文学】
布鲁姆曾将那些背离审美原则的形形式式的文化批评——比如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笼而统之为“憎恨学派”。因为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打着不同旗号的学派，都志在摧毁从前、摧毁历史、摧毁经典。它们要做只有一条：让“已死的欧洲白人男性”立即退场。这些男性代表着历史，是西方的文学道统。他们包括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托尔斯泰等组成泱泱一部西方文学史的一长串名单。
“憎恨学派”——这是一个很别致但确实击中要害的称谓。20世纪的各路思想神仙，几乎无一不摆出一副血战天下、“搞他个人仰马翻”的斗士姿态。对存在、对人性、对世界的怀疑情绪流播在每一寸空气中。我们的思维走向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自然而然地去肯定一些，建树一些，而是不免生硬、做作地去否定一切、毁灭一切。世界走到今天这个恐怖无处不在的时代，我总觉得与世界范围内憎恨空气地流播有关。这些学派不管如何深刻、如何与文明相关，它的效果是一致的：打破了从前那个也许隐含着专制主义、隐含着独断的和谐，众声喧哗的那一边，出现了价值体系的崩溃、意识与行为的失范。
“憎恨学派”的主旨在于揭示存在的恶、倡导压抑的释放与声音、腔调的杂多、对流行采取绝对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它是一种迎合那些因个人道路不畅而对世界充满憎恨的人之心理，并为他们找到憎恨理由的思想潮流。在人们唯恐压制民主、自由这样一种非理性的语境中，漫无边际地张扬开了。
我们所看的这个世界，究竟是民主、自由还是混乱？
憎恨学派蔓延到文学批评领域，使本来没有多少疑问的文学发生了疑问。在上百年上千年的时间里，文学尽管流派众多，但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文学本身是什么。文学是什么，从来也不是一个问题。而现在，有无文学性都成了一个问题。这个学派似乎也不关心文学问题，他们关心的是社会问题、哲学问题以及若干形而上的问题。布鲁姆讥讽他们是“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
文学界不谈文学，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每年一度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以及一年不知要开多少回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都是以文学的名义而进行的。但，你如果身处现场，保证不会使你想到这是一个将要获取文学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文学论文答辩、这是一个关于文学的会议，你会误以为一脚闯进了政治局或每个社会问题论坛。这个场合的几乎所有人都在侃侃而谈政治、革命、现代性、经济、全球化、反恐、三农、格瓦拉、卡斯特罗与普京。
而谈来谈去，就只有憎恨——对制度的憎恨、对人性的憎恨、对人类的憎恨、对历史和经典的憎恨。
“憎恨学派”这一称谓使我想到了另一个称谓——这个称谓是由我近来确立的：怨毒文学。
这一称谓最适合中国当下的文学。世界文学似乎并没有因为憎恨学派的流播，而让怨毒充斥于其中。相反，世界文学倒一直保持着一种较好的平衡。而当下的中国文学，却四下里散发着阴沉而浓重的怨毒气息。
怨毒是一种极端而变态的仇恨。文学离不开仇恨。莎翁名剧《哈姆雷特》的主题就是仇恨。仇恨是一种日常的、正当的情感。它可以公开。哈姆雷特在向母亲倾诉他内心的仇恨时，滔滔不绝，犹如江河奔流。仇恨甚至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人因仇恨而成长，而健壮，而成为人们仰慕的英雄。复仇主题是文学的永恒主题。然而怨毒又算什么样的情感呢？
我总觉得这种情感中混杂着卑贱，混杂着邪恶，并且永远不可能光明正大。它有委琐、阴鸷、残忍、肮脏、落井下石等下流品质。这种情感产生于一颗不健康、不健全、虚弱而变态的灵魂。它是这些灵魂受到冷落、打击、迫害而感到压抑时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
中国当下的文学浸泡在一片怨毒之中。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学普遍感到格调不高的原因之所在。
中国当下文学在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之间严重失衡，只剩下了恶、丑与恨。诅咒人性、夸大人性之恶，世界别无其它，唯有怨毒。使坏、算计别人、偷窥、淫乱、暴露癖、贼眉鼠眼、蝇营狗苟、蒜臭味与吐向红地毯的浓痰，这一切，使我们离鲁迅的深仇大恨越来越远。
说到底，怨毒是一种小人的仇恨。
文学可以有大恨，但不可以有这样一种绵延不断的、四处游荡却又不能堂而皇之的小恨。
并且文学必须有爱——大爱。文学从它被人们喜爱的那一天开始，就把“爱”赫然醒目地书写在自己的大旗上。而今这面腌臢不堪的大旗上就只有精液、唾沫与浓痰。
【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
传统的历史主义一直有着较好的口碑。文学批评对历史主义方法的运用，给文学带来了宽广而丰厚的世界。历史主义批评，历来是最行之有效也是最重要的批评。即使后来五花八门的新批评新方法得以登场而批评界趋之若骛时，它也依然是不可以动摇的。当那些时髦的、灵动的、怪异而神秘的批评，在经过一阵实践之后，而纷纷显出它们的玄虚、所得结论似是而非、只能求得一些鸡毛蒜皮的小小解释时，人们看到，只有历史主义批评，才有能力阐释文学的基本命题和解决重大的文学史问题。它的宏大、厚重、稳妥与颠仆不破的科学性，是其它任何批评方法都是望尘莫及的。
但历史主义在走过二十世纪的最后阶段时，却在虚无主义的烟幕中逐渐蜕变为相对主义——在中国，这种蜕变几乎使历史主义完全变成了相对主义——它就是相对主义。
历史主义的基本品质是：承认世界是变化的、流动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应与历史的变迁相呼应。它的辨证性使我们接近了事物的本质，并使我们的叙述获得了优美的弹性。但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并没有放弃对恒定性的认可，更没有放弃对一种方向的确立：历史固然变动不居，但它还是有方向的——并且这个方向是一定的。据于此，历史主义始终没有放弃对价值体系的建立，始终没有怀疑历史基本面的存在。它一直坚信不移地向我们诉说着：文学是什么、文学一定是什么。
而现在的所谓历史主义则无限夸张了相对性——辨证性成了“世上从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皆流，一切皆不能界定”的借口。因此，就有了一种貌似历史主义的结论：文学性是一种历史叙述。也就是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文学性——所谓文学性永远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也只能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样，变与不变的辨证，就悄悄地、使人不知不觉地转变为“变就是一切”的相对主义。
今天中国之思想界的背后，是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背后，则是我们对民主、自由的形而上的理解——一种无节制、无边界、无原则的理解。
中国成了泛相对主义的超级大国。中国思想界的精英们在今天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其实就是冠以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
如此历史主义，使那些使用者们享受了思想深刻而带来的巨大优越感。在这个时代，肯定什么，是浅薄的标志，而否定什么，是深刻的标志。
相对主义，其实就是怀疑主义。当今的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形象是满腹狐疑的形象。最优雅的姿态，不是认同，而是质疑——质疑一切现行的价值模式、道德模式、审美模式。近几年，我很少去参加什么学术性会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知道任何一次学术性会议的结果——结果就是最终跳出一个相对主义者来，将你三天或五天的会议成果，统统解构掉。这几乎是所有学术会议的厄运。
相对主义使用的惯常语式是疑问句而不是陈述句。假如你用一个陈述句说：文学是有基本面的。他就会用一个疑问句反问你：文学有基本面吗？文学真的有什么基本面吗？这个所谓的基本面在哪儿？然后，他在你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时，十分干脆利落地使用一个独断性的陈述句：文学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固定不变的基本面，所谓的文学性纯属虚构，文学性从来就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相对主义者总是站在一个十分主动的位置上，这个主动几乎就是天然的。一个短促有力的反问句，于瞬间就能毁掉你一个苦心经营了一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思想。到了今天，相对主义在中国已成了一件无往而不胜的秘密武器。许多思想者，对这一武器的性能心领神会。他们正是凭借这种武器而雄踞思想界的颠峰的。
将一切都通过如此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解构掉。
我曾在一个沙龙性的辩论中调侃过这个笼罩着我们精神世界的相对主义。我说，总有一天，你回到家中，在你的母亲为你打开门的那一刻，你疑惑地发问：你是谁？你就是我的母亲吗？母亲是什么？怎么能证明你就是我母亲呢？难道你站在门里就能证明你就是我的母亲了吗？再说了，世界上有母亲吗？——有真正的母亲吗？
当下的中国文学界，从批评到创作，都沉浸在相对主义的氛围中。我不知道，这是深刻还是不幸。
相对主义的宽容、大度的姿态，还导致了我们对文学史的无原则的原谅。由于从心中去除了一个恒定的文学标准，当我们在回顾从前的文学史时，我们似乎很成熟地说：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从前的作品。文学的标准有今天与昨天之区分吗？文学也在进化论的范畴之中吗？徐志摩的诗一定（至少应该）比李白的诗好吗？鲁迅的小说若不超过《红楼梦》，就一定说不过去吗？
历史是可以原谅的，但文学史却是不可以原谅的。
【文学需要界定吗？】
相对主义的策略，就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将无须去说的话语，变成饶舌的语言循环。
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是不能言说也是无法言说的，一是没有最终解的复杂问题，一是常识，因为常识已经是最后的话语——它无法再被言说了。
“重新定义‘文学’是徒劳的，因为你无法获得充足的认知力量涵盖莎士比亚和但丁，而他们就是文学。”（《西方正典》）文学是什么？是诗经、楚辞、李白、杜甫、李商隐、《红楼梦》、《孔乙己》、《边城》、《围城》。这一切，构成了一种经验，而这种抽象的经验，又可以落实到每一部具体的作品上来。当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但此类情况毕竟不多，通过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纠正自己——而纠正的过程，又是强化经验的过程。经过若干年的接触、辨认，加上专家学者们的反复言说，我们其实已在心中有了“文学”。当一篇由文字组成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便会脱口而出：这是文学。若你再仔细阅读，使会说这是好的文学。看法千差万别，甚至对立，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我们在一定的概率上对这些文字加以认定。
如果没有一些恒定不变的东西，我们就不会一代人一代人地传诵《红楼梦》——我们今天依然将它看作是经典，并且是可以阅读的传典，就说明了文学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审美经验有改变，文学就是文学，它的性质——文学之性——文学性一贯如此。
如果没有这个一贯的文学性，可能有文学史的吗？如果文学性是历史的，一段历史有一历史的文学性，我要问：这一段历史中的人可能欣赏上一段历史中的作品吗？这大概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这一贯的文学性，你又怎么去认定当下作品的水平——是以流行、商业成功来论还是以其他什么标准来论？如果有什么其他的标准，那么这个与以前的标准不一样的标准又究竟是什么样的标准？这一标准又是凭什么来确立的呢？
文学无需界定，它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之中，存在于我们情感之中，存在于一代一代人的阅读而形成的共同经验之中。不要复杂化——复杂化并不能证明你是一个思想深刻的人。
那年暑假，我去千岛湖参加《萌芽》的一个会议，在谈论美时，又有人使用相对主义对我加以质询：美是什么？有共同的美吗？我就说：在我们去千岛湖的路上，我们不时地看到一幢一幢发了财的农民盖起的小楼，这些小楼显然成本都很高，可能花费了他们的所有含辛茹苦而积累起来的资产，但无论从造型还是从颜色来看，都丑陋不堪，我们车上的几十个人都是这种感觉。我问相对主义者：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的审美经验，为什么我们会那么默契地认定那些不伦不类的建筑是令人不快的呢？
有人就是想千方百计地制造混乱。
【中国：你需要什么样真实】
混乱时代的中国，又有着只属于它自己的独有的混乱。如同它的社会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份独特的景观一样，它的文学也是一份独特的景观——世界上没有这种气质与格调的文学。
它在许多方面令人感到疑惑，比如它的真实观。
我怀疑它的真实观是极端的，甚至是变态的。中国文学的种种情状，都根植于这种固执的、几乎没有一个人对其加以怀疑的真实观。如果现在有一部作品，只要越出了这一真实观，它就可能落得一个“矫情”的评语，善、雅、温情、悲悯、清纯，所有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因此，也是矫情的。
我这里向诸位说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日本有一篇小小的作品，叫《一碗清汤荞麦面》。单行本在日本很畅销，在韩国出版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发行100万册。我并不认为它是一流的作品——也就是一篇可以关注的作品。作品的内容大致是：大年三十的夜晚，日本北海道的一家面馆，等最后一位客人走后，面馆正准备关门时，来了母子三人。那位母亲问老板和老板娘：能不能要一碗清汤荞麦面？这说明他们的生活很拮据。但这位母亲在问“能不能要一碗清汤荞麦面”时，并没有因为贫穷而感到卑微。而这家面馆的老板与老板娘也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贫穷而瞧不起他们，说：当然可以。将母子三人迎到了屋里。下面的一个场面很感动人：外面大雪纷飞，屋里母子三人头碰头，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大年三十夜，很幸福地享用着这一碗热气腾腾清汤荞麦面。第二年、第三年的大年三十夜，也是在面馆准备关门时，这母子三人会再度出现在这家面馆。通过母子三人的对话，我们得知：小孩的父亲因一桩交通事故而死亡，并留下了一笔沉重的债务。现在，这位坚强的母亲除了要把两个儿子拉扯成人，还要带领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偿还所有债务。当母子三人再度出现时，老板娘悄悄地对老板说：“是否给他们一人下一碗清汤荞麦面？”老板说：“不，这会使他们感到尴尬的。”他们最后决定，在一碗面里放入一碗半面的量。后来，一连许多年，这母子三人再也没有出现。老板、老板娘每年的大年三十夜，都会去惦记这母子三人，他们还把母子三人吃清汤荞麦面的那张桌子称为“幸福的桌子”。这一年的大年三十的夜晚，两位神清气爽、显然事业有成的年轻人，来到了这家面馆，而此时的面馆已无空座。正当面馆老板要谢绝这两位年轻人时，一个身穿和服的老妇人随即出现了，并且平静地说：“要三碗清汤荞麦面可以吗？”老板、老板娘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当年带着两个孩子于大年三十的夜晚来吃一碗清汤荞麦面的那位母亲，连忙将他们迎到屋里，那张当年母子三人吃一碗清汤荞麦面的桌子就在那里空着……
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韩国三星集团濒于倒闭时，它的总裁让副总裁向公司45000名员工朗颂了这篇作品。当时台下一片唏嘘声。03年，当三星在世界百大品牌中排名第25名时，三星总裁再度让三星的员工阅读这篇作品。头一回阅读，是让45000名员工领会那位母亲在艰难道困境中坚忍不拔的精神，第二回阅读，是让公司全体员工体会面馆老板的人性化的经商之道。
我将这篇作品分别说给几个朋友听，然后问他们：怎么样？他们问：谁写的？ 我说：我写的。他们说：构思不错，就是有点儿矫情。这一结论早在我预料之中，我只不过是想再验证一下而已。
这本书在小小的韩国发行上百万册，在中国又能发行多少？台下一片唏嘘声——中国人看这篇小说又能有几人感动——中国人拒绝感动，中国文学也不会去做感动文章——谁做谁矫情。
我敢说，这样一篇作品，无论它高明还是不高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全世界不会有一个国家的人会说它矫情。
中国，你究竟要什么样的真实？光着屁股，走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撒尿才是真实吗？
那天，我的一个女博士生在一家饭店举行婚礼，酒席上，我们又谈起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学的真实观，这时进来了两个陌生年轻人，一男一女，各执一只盛了酒的酒杯，走上前来，对新娘新郎诚挚地说：我们受隔壁包间的全体朋友的委托，向这对新人祝贺——祝贺你们一生幸福！当时，我们都很感动。他们走后，我们又回到话题上：假如我将这个细节写进作品如何？我的结论是：即使不落个矫情的评语，也至少要被说成是“浅薄”。应当怎么写？说：这里正热闹时，从隔壁包间扔过一只啤酒瓶来，随即听到来一句骂声：丫的，谁他妈没有结过婚！
这就是中国文学的追求，这就是中国文学要的真实，这就是中国文学的高度与深度。《泰坦尼克号》、《美丽人生》之类的东西，若是出自中国人之手，八成落得一个“矫情”的评语——泰坦尼克号中那个“迎风舒展”的经典造型，还不矫情吗？——十足的矫情！沈从文若活到今天并写出一部《边城》来，不被讥为“矫情”，本人将脑袋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最近，我想写一篇短文，题目叫：狗日的真实！
【顽强抵抗】
面对这个混乱的时代，你又如何选择？道路无非两条，要么投降，要么抵抗。
诸位知道，我选择的是抵抗，先是无声的抵抗，后是有声的抵抗。但这种抵抗，似乎已坚持不了多久了。因为我开始怀疑我抵抗的意义，甚至怀疑这种抵抗的正确性。我几乎就要放弃这种写作，甚至要放弃写作。我已多次对人说过，假如我还写作，我也要写一些让人觉得深刻的东西，并且一定能写出深刻的东西，因为研究了几十年的文学，我太清楚这个所谓深刻是怎么弄出来的了。无非是往死里写，很狠里写，往恶里写，往脏里写，往怨毒里写就是了。
这些年，为了强调一种东西，我宁愿让人将我说成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称呼。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天瓢》。那里头不只是美。还有乡村政治——我不知道，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像我对乡村政治有如此深入而细致的体察。
没有错，我在强调美，我在私下里抨击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意识形态化。按理说，我这样一个对政治充满热情、对革命如痴如迷的人，不应当作这样的选择。但我没有办法阻止我对中国文学的怀疑——我怀疑的决不是哪一个作家、哪一部作品，而是文学的格局。
一个作家可以放弃审美，但一个国家却不可以。
中国文学的单维度，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去年，我在山东出版集团的专家咨询会议上，曾已阐述过我的看法：文学的维度决不只是思想深刻这一个维度，还有审美、情感等。在那些经典中——尤其是十九世纪的经典（我更认可这样的经典）中，各种维度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战争与和平》。那时的作品，有一种可贵的平衡。审美是经典的重要指标，感化与浸染能力，也是经典的重要指标。
中国文学放弃审美的理由非常简洁有力：面对这样一个万恶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片邪恶的生活，我们只有愤怒，而愤怒无愉悦，也就是说，一个处于愤怒中的人，是不可能进入审美的。
我就想问：莎士比亚不愤怒吗？但丁不愤怒吗？托而斯泰不愤怒吗？川端康成不愤怒吗？鲁迅不愤怒吗？蒲宁、沈从文也未必不愤怒吧？愤怒是文学放弃审美的理由吗？如果要谈发起攻击，你就没有发现美具有同样不可小觑的力量吗？我说过：普天之下，美是最具有杀伤力的。
另外，我不赞成中国文学对现实的看法，对这个制度，我自有我的看法，但同时我不赞成将这个制度妖魔化。不要将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灾难，错误地理解成是一个制度的结果。怎么说，这个到处是酒楼，到处是洗脚房的社会，也比沙皇俄国强。托尔斯泰既然没有采用以拉屎撒尿的方式来糟蹋他所处的社会，你也就没有理由来糟蹋你所处的社会。
文学的深刻不在这里。
记得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文集，在发布会上，李敬泽先生有一个发言——我认为是那个会上的一个最好的发言。他说（原话我已记不太清楚），大概意思是，当我们都在向前奔突时，有一个人却一直守在原先的高地上。李敬泽提出了一个观点：文学不是往前走的问题，而是向后撤的问题——撤到文学的基本面上。我知道，他是在赞扬我，但他的这种描述，使我当时觉得甚是凄凉。
老子涝了、墨子没了、孔子空了，中国人不会思维？
发现“皇帝新衣”：中国(文)人原来根本就不会思维
作者:黎鸣
就像是孩子发现了“皇帝的新衣”，突然间，我发现了中国（文）人的“旧衣”。这件“旧衣”，就是“中国（文）人原来根本就不会思维”。这再一次证明了我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的痛苦的结论。
我们中国今后（包括今天），要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政治，是经济，是文化，是教育，是道德，是生存，是温饱，是发展，是公平，是民主，是自由……，是所有这一切？
我的回答，我认为更根本、更深入、更普遍，也更一针见血，是中国人的大脑不会思维，尤其是中国文人的大脑不会思维的问题。这个问题贯穿上述的所有一切问题。
看过当前大量世界各国的全方位的比较资料以及中国本身的调查资料之后，我不能不向我亲爱的同胞们，尤其是我的年轻的同胞们直告我的忧虑。我们的经济发展了，GDP增长了，可是我们的科技水平，我们的文明指数却倒退了。我们中国人反倒更迷信了，更盲目了，更丧失了主体的自信、更相信命运了。
看过我的书的朋友知道我的观点，因为我的一本书的书名就叫作《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我用一本书来阐明这样一个观点，绝对不是仅仅发发感慨，表表情绪，而是经过了全方位理性分析之后的痛苦之声，因为这个观点与我的希望实在太背道而驰了。令我更恐慌的是，统计资料还告诉我，如果仅按目前的态势而不作任何实质的改进，中国人今后只会更愚蠢，更难以自拔。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只能是：中国（文）人不会思维，或者说中国人的平均思维能力普遍低于西方人，乃至日本人、韩国人，甚至低于同为中国人的香港人、台湾人，以及遍及世界各地的同胞的华人。中国（文）人不仅不会思维，而且还反思维，倒退思维，这种趋势更突现在中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国的大学教育，以及所有文化媒体的传播之中。
究其原因，最深的根依然在传统。几千年来，中国人几乎从来就无视思维能力和思维工具提高的问题，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直到今天，连中国最有文化的人——专家、学者、博导、教授、作家、记者等等天天在思考、在写作的人们，也并不知道什么叫作真思维。他们知道吗？我深表怀疑。
古人曾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非常正确。可是古人却不明白，人的大脑也是器，而且是更重要的器，而大脑思维的理论则更是器中之大器。20世纪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根本差别：“19世纪西方人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工具。”他指的其实就是思维的理论工具（器），一切工具中的最伟大的工具，器中之大器。长期以来，中国不仅缺乏一切工具中最伟大的工具，没有器中之大器，而且连大脑思维这个器本身，在中国的历史中，也遭到了最严重的无视甚至最恶意的扭曲。正是因此，而造成了在漫长的历史中，直至今天，中国人不得不承认的严重的历史性的愚蠢的后果。
我在《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书中曾指出，中国人基本上是个只有术而无学的民族，惟一有资格称为学的东西也只有“中医学”一项，而其他一切都只能是术。顺便说说，最近听说中国人民大学投资多少个亿设立了“国学院”，恕我直言，这样的“国学院”，将来出来的院士，多半只会是学术骗子。把“术”变成“学”，除非变魔术，不是骗子才怪了。中国无学的根本原因，即在除中医学之外，其他一切所谓“家”——儒家、道家、法家等等，都缺乏最基本的逻辑理论核心贯穿其始终，而且几乎全部都是思维中的独断论者。
说到这里，要特别解释一下。人类全部思维共有三种类型：思辨型，又称头脑型或逻辑型；怀疑型，又称手脑型或纯粹经验型、完全实践型；独断型，又称心脑型、腹脑型或情感型。思辨型思维基础于逻辑理论；怀疑型思维基础于实践经验；独断型思维基础于情感、心灵的直观。在笔者认为属于西方最高哲学的康德哲学中，上述的思辨型、怀疑型和独断型思维又分别可称之为先验知性、经验理性和直观感性三种。
为了进一步分析的需要，下面把这三类思维类型再解释得更详尽一些。
思辨型思维是从最基本的可作为公理的原理出发，严格按照逻辑原理、程序进行概念的定义、判断、推理，更进行一丝不苟的因果分析、类比归纳和直观综合的思维。这样的思维者基本上是一群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的思辨的真理的探索者。
怀疑型思维是只承认实践经验为真实，并因而直接从感性经验上升到真理的思维。这种思维者主张怀疑一切，惟一不怀疑自己的存在与经验，他们质疑一切既存的理论、观念，尤其质疑一切他人的自白，穷究人世间的真实的善。
独断型思维是崇尚感性直观的顿悟和灵感的思维。如果能在思辨型思维和怀疑型思维同在的基础上思维的话，这种独断型思维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先验直观综合的富有发现、发明和创造性的思维，但如果缺乏思辩性和怀疑型思维的参与，而仅仅孤立的独断型思维的话，则只能是简单的黑白型思维，即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思维。这种思维在中国是标准的党同伐异的武断型思维，乃至非理性的无思维；在中国历史上，更是紧步“大人”、“圣人”之后的无主体型思维，实际上是无思维；到了近现代，又加上紧步“洋人”之后的无主体思维，同样是无思维。
实际上，上述的三种思维类型，也应是融合于一切人思维之中的三个不可分割的阶段，应是一切人的全思维过程。人类只有在全思维的过程中，才可能真正作出有实效的新发现、新发明和新创造的成就。西方人类近代在全思维领域首先做出了“发明”，乃至“发明”的“发明”。所以，西方人在近代就明显比东方人，比我们中国人聪明。这是明白的事实，中国人没有必要学做“鸵鸟”而羞于承认。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基本上都属于独断论型。或许，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代可能有例外，例如老子的思维中就兼有思辨，墨子的思维中不仅有思辨，还有怀疑，但孔子的思维，基本上只有独断。
上述的三个人，我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三个可称得上是全人类级的世界大思想家。老子是全人类中最伟大的本体论思想家，他的“道”将可以在今后的世纪中把希伯来人的“上帝”和希腊人的“逻各斯”全部融合在一起成为全人类的“大道”。关于这一点，我曾发表过一个“宣言”，在“宣言”中我指出，在思维领域中，西方最高的是康德，东方最高的是老子，所以，我要借康德来改造老子，同样也借老子来改造康德。因此，我要在东方发起一场人类全新的思维革命、逻辑革命，这是后话。孔子是全人类中最伟大的目的论思想家，他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予人”的伟大观念为全人类的生命航船立下了永远为之导航的灯塔。墨子是中国的“亚里斯多德”，但实际上，他的经验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比亚里斯多德还更早一百多年，可惜，中国人自己把他几乎永远地遗忘了。
上述的三个人，其实很早就共同地为中国人创造了人类全思维过程的萌芽，令人非常痛心的是，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老子涝了、墨子没了，孔子空了。老子的思想首先被庄子，后来更被其他的道家之徒扭曲、遮蔽，失去了光彩，所以涝了；墨子索性被中国人几乎彻底遗忘了，所以没了；孔子空了，是因为他的思想被历代极权者及其御用文人改造成了最华丽的遮羞布。秦汉之后，中国人便基本上进入了一个不允许思维，从而也越来越变得不会思维的极其可悲的漫长的中世纪时代了。
汉武帝开创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汉代儒家文人首先把孔子的儒家思想改造成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以及“三纲五常”的伪神学，宋代明代的儒家文人又进一步把孔子的儒家思想改造成了“兴天理，灭人欲”的伪哲学，然而，他们的思维方式终究只是毫无思辨、毫无怀疑的独断论型。秦汉之后的法家、道家之徒，基本上也都是清一色的独断论者。一直到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均可悲地成为完全的独断论型，不知逻辑为何物，更不敢怀疑天命、大人、圣人。从此，中国的文人，基本上都成了只会博闻强记、食古不化、鹦鹉学舌，根本不知真思维为何物的文化奴才，就连原先孔子曾具有的心灵直观的起码的自我主体人格也丧失殆尽。这基本上就是近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思维状态。正是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国人除了术，不可能有学（除中医学之外），除了术的发明，如所谓的四大发明，根本就不可能有“学”的发现和创造。一句话，中国人的愚蠢，其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中国人，已经成了一个只会独断，不会思辨、不会怀疑的不会全思维的民族，这种劣根性更是特别表现在中国文人的卑鄙和无能。卑鄙是指其缺乏起码的主体人格，永远只服从天命、大人、圣人的淫威，无能是指其丧失了一个人应有的全思维的能力。除了独断，还是独断，不知逻辑为何物，更不敢有怀疑一切的勇气。
与中国文人不同，西方文人自古希腊以来，就已经奠定了逻辑思维的基础，也即奠定了概念的确定性、判断的规定性和推论的合理性的基础，具有了为学术而学术、穷究事理的思维类型；而基督教思想家不仅继承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逻辑思辨，而且也继承了希伯来人的圣经的纯应然的直觉顿悟的独断论思维，更自十七世纪以来，出现了笛卡尔、休谟、康德这样怀疑一切的切入问题深层的逻辑思想大家，从而全面地建构了近现代西方文化人的全思维过程的能力，这才是西方人近代之所以比一切其他人更聪明的最根本的原因。
更遗憾的是，即令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思维方法教育，也即哲学教育中也产生了不应有的全方位全过程的大失策，以至又更加深了中国人，特别中国文人不会思维的传统痼疾。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哲学教育中，完全只教辩证唯物主义，只教辩证逻辑，而极不重视，甚至完全不教形式逻辑，然而事实上，真正的逻辑思维是更根本的形式逻辑，是同一律、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的形式逻辑思维，而不是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律的辩证逻辑思维。更重要的是，前者是主干，是基础，后者是枝叶，是花朵。丧失了主干，枝叶、花朵不可能存在，同样，没有了形式逻辑思维的基础，辩证逻辑便完全变成了诡辩逻辑、骗人逻辑、说谎逻辑。长期以来，中国学生被告之，形式逻辑是“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是错误的思维理论。殊不知，丧失了“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起点、深度、高度，何来联系、运动、全面的思维发展？半个世纪以来的独一无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教育，事实上是完全迎合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独断论思维的传统需要。到头来，中国文人的思维依然是惟一的独断论思维。不说远，就拿今天中国文人们的作品来看，百分之90以上是不懂思辨思维和怀疑思维的独断论产品。靠这样的文人和这样的作品，为了中华文明的和平崛起，中国人怎么去从事新的发现、新的发明和新的创造的伟大的工作呢？须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必须借助于全方位全过程的全面的思维才是可能的，仅仅靠独断的吹牛、说大话、讲梦话、喊口号、情绪大爆发等等，是不可能会有任何作为的。
我对中国文人的这种只会独断论思维的批评由来已久，我在《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书中对中国文人的批评，也显然是符合事实的。远的不说，就拿目前中国的“思想界”来说吧，我认为，基本上分两大类四大派。两大类是指接近官方类和接近民间类。每一类又分色彩浓淡的两派。完全属于官方的文人还暂不在考虑之列，因为我认为他们显然只会独断思维，包括完全官方的媒体，这是喉舌，将不得不如此，也不能不如此。
接近官方类的浓派，我认为是新左派，反映这一派思想的媒体远比其他派多，当然不包括完全的官方派。这一派文学人士居多，也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和另一些杂家。这派出名的刊物有《读书》、《天涯》等，他们崇尚的主要理论，是从西方舶来的“后现代主义”，或许再加上一点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色彩。汪晖是这一派中理论色彩最浓的人物，因为他有厚厚的思想专著，他也是《读书》杂志的主编。然而我认为，此君有点食洋不化，在中国歪用洋理论，除了会玩用一些舶来的理论词汇之外，实际上不过是个“山间竹笋”和“墙头芦苇”式的浮滑的文学人物而已。汪晖先生虽有博士头衔，还被人们目为著名的“思想家”，其实，他的思维方式惟一只有独断论，根本不懂什么叫作思辨和怀疑。在其著作中也看不到这两种思维的痕迹。且不论这一派人的某些观点何其错误，例如诋毁民主、自由，歌颂旧政治——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吹捧武侠文化等等，只其思维方法便不足取，所以他们的观点也大可质疑，读者慎记。
接近官方类的淡派是现在正“浮上水面”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其主要人物有所谓“南蒋（庆）北陈（明），又有原属自由主义者的盛洪、秋风、王怡等人出来助阵。秋风称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为“浮上水面”，我看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腐朽文化的“沉渣泛起”。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刊物是《原道》（陈明为其主编）。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主张是，开展读儒经的运动，以“复兴中华文明”，而南蒋北陈，也被人们称（或他们自称）为“大儒”。恕我直言，这是两位食古不化的人物。虽然我也赞美孔子的“目的论”思想，然而，我却诅咒汉儒和宋明儒利用孔子的伟大的思想为极权专制者织造华丽的遮羞布的卑鄙行径。在我的批判中，汉儒不过是打着孔子儒家旗号的伪神学家，宋明儒则不过是打着孔子儒家旗号的伪哲学家，而从根本的思维的意义上看，他们没有丝毫创新，依旧是孤零零的独断思维。在他们的著述中，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如天、地、道、器、理、气、心、性等等，全都是不可能获得准确性定义的混沌观念，因此，根本无从思辨，即无从准确判断，无从准确推理，更由于“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传统，同样也无从怀疑，也不敢怀疑。而且，他们的独断论比之孔子的独断论，还更缺乏主体性，更卑鄙，在孔子，尚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自由人格，而在汉儒和宋明儒，则完全变成了极权专制者的文化奴才。我不反对今天的青少年适当阅读一点孔子原著中的少数维护仁爱道德的精彩的句子，但坚决反对在青少年中恢复对历史上鸩毒中国人主体人格的传统“儒经”的诵读，更反对使之成为“运动”。这显然是要把中国青少年的大脑重又推进历史上的蒙昧黑暗的死泥潭。这是犯罪，是对中华民族整体精神的犯罪。我在前面已指出，不要说汉儒、宋明儒，即使孔子本人的思维类型也只是单一的独断论型。文化保守主义者们难道要我们的子孙永远只成为读死章句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再加上今天“畏洋人”的不懂思维为何物的可怜虫么？我敢说蒋庆、陈明两位先生本人就是食古不化的愚人，他们同样缺乏人类全思维的能力，不懂思辨、怀疑为何物。蒋庆、陈明二位先生如果不服，欢迎在中央电视台或互联网上面对面展开辩论，让全国的青年朋友参与评判。蒋庆先生自称“大儒”，有人称其“欺世盗名”（见《书屋》杂志，2005年第七期），我认为一语中的。
秋风先生，我很遗憾，这是一位颇有正义感的青年，却思维混乱。翻译了一本《哈耶克传》，便成了以哈耶克为偶像的信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却有偶像崇拜，这本身即是观念糊涂；今天又成了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要开展信奉儒家的“读经”运动，思维就更混乱了。
其实，哈耶克并不值得中国人去崇拜，他的思想的错误和正确一样多。在西方的思想家中，他最多也只能算是二、三流。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他对自由、制度的辨析，有不少结论是相当有害的。人们对他的“伟大”的崇拜，多半是情感独断的误解。当生活在东方专制主义之下的人们把他视为歌颂自由的圣徒之时，其实他心里真正骂的并不是东方的专制主义，而是凯恩斯和罗斯福；而当他把自由从精神、文化的领域扩散到经济乃至政治领域之时，实际上，他是在把人类的未来愈来愈推向无穷无尽的灾难，今天全球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恶劣的态势，即与此理论密切相关。当人们把哈耶克的理论用来作为东方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向导之时，人们会发现，事实却是背道而驰。他要求人们在“自发”中等待，而不要去“建构”，他要求人们维护“传统”，而不要去反对传统。秋风先生的从自由主义滑向维护传统的“读经”的文化保守主义，其中的奥秘即在于此。这叫什么？这叫不折不扣的食洋不化。在东方，人们可以在“自发”的传统中等待自由、民主制度和实践的到来么？这不是梦呓是什么？秋风先生的思维完全被中国传统的“独断”套牢了，连起码的一点思辨精神和怀疑精神都没有。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我为秋风先生惋惜。
接近民间类的浓派，为势所迫，后来都几乎成了公开的反体制派。他们热情地疾呼民间疾苦，抨击时弊，言词直接诉诸政治，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实施宪政。由于现实的原因，这派人士显然缺乏自己的媒体阵地，甚至连自己的衣食都成了问题。他们的文章只能发表在国外的互联网上，偶尔也见于国内的互联网上。这派人士的思维独断论的色彩固然仍旧深厚，倒也常见怀疑论型，但却难见思辨论型。也难怪，这派人士是斗士，甚至是烈士，惟独不是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的思辨之士。此外，这派人士的观点，或许因为立场和独断思维的惯性，易于过度袒护美国当局的政见而显得偏颇。
接近民间类的淡派即通常人们称谓的自由主义者。这派人士最杂，也最良莠不齐。既有真正的学者和思想者，但也不乏文化掮客，甚至学术骗子：或靠拉帮结派而显示学力，或靠吃一个“洋人”而成“大家”，或靠当“主编”便成了学术权威，等等。虽然这种情况在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者中原本就是通例，但在自我标榜自由主义者的人士中，则更带欺骗性，也更误导青年。
在真正具有自由主义素养的人士中，的确显示了一定的思辨思维的能力，也有怀疑的道义勇气，但总的来看，大多数的人们仍旧只有独断论思维。这没有办法，两千多年独断思维的传统，加上近现代五十多年所受的独断论哲学的教育，以及媒体中几乎百分之百的独断论文献的宏涛巨浪，能不被独断论的洪水裹挟而去，甚至完全吞没，也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中国的“思想界”尚且如此，中国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如何呢？现在网上常可以看到反映和揭露各界腐败的文章，腐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我可以肯定，其中必有一条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不会思维，乃至根本无思维，只由感性的情感、欲望引领着胡作非为。
我的结论：除纯粹的自然科学界还可能有一点思辨思维和怀疑思维之外，其余各界，都几乎处于独断论思维的意见的王国。无论是专家、学者、博导、教授、作家、记者，大学里的博士、硕士、大学生，总之，绝大多数的中国文化人，都被独断的意见笼罩着，不会怀疑提问题，更不会思辨求真理。在中国，根本就极少有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为真而真、为善而善、为美而美，总之，为真理而真理的纯粹的思辨论者；也根本找不到怀疑一切，而只惟一以实践经验为准绳的真正的怀疑论者。缺乏严格的形式逻辑思维基本训练的人们，装着满脑袋的辩证法，只会变成最讲眼前功利、目光短浅的诡辩论者，以及毫无主体信念的机会主义者。
中国古代的传统文人是纯粹的独断论者，想不到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变迁，中国现代文人依然只是改头换面的独断论者。过去是食古不化，把先秦伟大的老子、孔子、墨子的伟大的文明精神，几乎完整的全思维成分的萌芽丧失、扭曲得只剩下了惟一的独断，而且还是丧失了主体性思维的独断。现今又加上了食洋不化，没有学来西方人的思辨精神、怀疑精神，却偏偏学来打着唯物辩证法招牌的新独断论。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的思维水平，不仅没有在传统的独断论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还又更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枷锁之上添上了“畏洋人”的新的枷锁，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的悲哀。
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广大的青少年中，还又增加了“食今不化”。何为“食今不化”？即面对现实，一切均以回归本能，即回归原欲和原恶，回归本能的物欲、本能的好奇欲、本能的性欲、本能的任性、本能的懒惰、本能的嫉妒，处于几乎完全无思维的状态。今天的年轻人，所关心、所倾心、所迷恋的，都只有“欲”，而没有“思”，即使有，也只能是独断的思，而毫无思辨和怀疑的思。只有浮躁愤怒的意见，而没有静观求实的问题，更没有思辨追求的真理。正是因此，在广大的青少年中，他们的偶像，只能是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武打之星、漂亮之星、情色躁动之星（如木子美、****等），这里依然反映了中国人的无主体、无自我思问的传统。中国人永远都只是从权、从钱、从众、从潮。诚如鲁迅先生文中曾描述过的一个例子：一个人在路上吐下一泡痰，然后蹲下来死死盯着它瞧，立即会引来一大堆人，里三层外三层，一起跟着瞧。至于瞧什么？为什么瞧？不知道，也不问。结果，路被堵死了。事后，人们最多也不过哈哈一笑。中国人就这么活得无聊。今天的木子美、****，与此有多大不同呢？
无论学者、文人们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还是广大青少年的食今不化，全都在于不会思维。常言道，“三思而后行”，可惜，中国人从来就不曾深究“三思”是什么意思，却被秦汉以来顽固的传统导向了只有惟一的独断的思。正是这惟一独断的思，使得中国永远都只知道独断出意见，而不知道怀疑出问题，更不知道思辨出真理。中国成了意见之国，并且最后永远都只剩下代表专制权力的“圣王”的意见。所谓汉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宋明儒的“兴天理，灭人欲”等等，他们的宗旨，也都在最后只能剩下“圣王”的意见，也即圣王的意气之见。
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从不知真理为何物，也不知问题如何出，永远都只有意气、意见，而且最后绝对都只服从“圣王”的意气之见。这正是西方哲人对中国人的批评：在中国，永远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惟一的自由人，即圣王，也就是皇帝及其专制。这既是中国人惟一只有独断思维的根源，也是中国一切历史的最后可悲的愚昧无思的结果。惟一的独断思维是永远笼罩在中国人头顶上的禁锢的“套”，中国人就是永远的套中人。中国人要在新的世纪“崛起”，必须首先解除这个套。这个套也即我在前面所发现的中国（文）人身上永远的“旧衣”。新的时代将要求每一个中国（文）人自己给自己解套，从此脱下那件禁锢你的“旧衣”：冲决惟一的独断，增加思辨和怀疑，让自己的大脑真正具有“人”的全思维，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可以称之为人的人。
事实上，人类文明的成就全都必须在上述三种思维共同合作之下才能成功，尤其西方近代三百年的文明史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中国人过去两千多年文明发展的停滞，其中最深层的原因，即在此。即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完全偏枯在惟一的独断论思维的方法之中，而且这种方法还远不如最早的圣人（老子、孔子、墨子）那样具有主体性的能动的力量。
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思考乃至作文均有如下明显不变的模式：
一，某某大人、某某圣人、（以及后来的）某某洋人说：……；
二，现象的描述，证明大人、圣人、洋人之说；
三，再述某某大人、某某圣人、某某洋人的解决困难之方；
四，深感大人、圣人、洋人的高明、伟大，于是，诚表心悦臣服。
上述行文的次序或可变化，但要素是不敢变的。
如唯不信，不妨查证一番，看看今天的中国文人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运用自己的理论、自己的质疑，去自己思辨、怀疑、独断，并最后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更希望今天所有的青年，都能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思维，立即给自己解套，真正从此解放自己，壮大自己，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会思维的人。
发现“皇帝新衣”：中国(文)人原来根本就不会思维
作者:黎鸣
就像是孩子发现了“皇帝的新衣”，突然间，我发现了中国（文）人的“旧衣”。这件“旧衣”，就是“中国（文）人原来根本就不会思维”。这再一次证明了我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的痛苦的结论。
我们中国今后（包括今天），要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政治，是经济，是文化，是教育，是道德，是生存，是温饱，是发展，是公平，是民主，是自由……，是所有这一切？
我的回答，我认为更根本、更深入、更普遍，也更一针见血，是中国人的大脑不会思维，尤其是中国文人的大脑不会思维的问题。这个问题贯穿上述的所有一切问题。
看过当前大量世界各国的全方位的比较资料以及中国本身的调查资料之后，我不能不向我亲爱的同胞们，尤其是我的年轻的同胞们直告我的忧虑。我们的经济发展了，GDP增长了，可是我们的科技水平，我们的文明指数却倒退了。我们中国人反倒更迷信了，更盲目了，更丧失了主体的自信、更相信命运了。
看过我的书的朋友知道我的观点，因为我的一本书的书名就叫作《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我用一本书来阐明这样一个观点，绝对不是仅仅发发感慨，表表情绪，而是经过了全方位理性分析之后的痛苦之声，因为这个观点与我的希望实在太背道而驰了。令我更恐慌的是，统计资料还告诉我，如果仅按目前的态势而不作任何实质的改进，中国人今后只会更愚蠢，更难以自拔。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只能是：中国（文）人不会思维，或者说中国人的平均思维能力普遍低于西方人，乃至日本人、韩国人，甚至低于同为中国人的香港人、台湾人，以及遍及世界各地的同胞的华人。中国（文）人不仅不会思维，而且还反思维，倒退思维，这种趋势更突现在中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国的大学教育，以及所有文化媒体的传播之中。
究其原因，最深的根依然在传统。几千年来，中国人几乎从来就无视思维能力和思维工具提高的问题，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直到今天，连中国最有文化的人——专家、学者、博导、教授、作家、记者等等天天在思考、在写作的人们，也并不知道什么叫作真思维。他们知道吗？我深表怀疑。
古人曾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非常正确。可是古人却不明白，人的大脑也是器，而且是更重要的器，而大脑思维的理论则更是器中之大器。20世纪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根本差别：“19世纪西方人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工具。”他指的其实就是思维的理论工具（器），一切工具中的最伟大的工具，器中之大器。长期以来，中国不仅缺乏一切工具中最伟大的工具，没有器中之大器，而且连大脑思维这个器本身，在中国的历史中，也遭到了最严重的无视甚至最恶意的扭曲。正是因此，而造成了在漫长的历史中，直至今天，中国人不得不承认的严重的历史性的愚蠢的后果。
我在《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书中曾指出，中国人基本上是个只有术而无学的民族，惟一有资格称为学的东西也只有“中医学”一项，而其他一切都只能是术。顺便说说，最近听说中国人民大学投资多少个亿设立了“国学院”，恕我直言，这样的“国学院”，将来出来的院士，多半只会是学术骗子。把“术”变成“学”，除非变魔术，不是骗子才怪了。中国无学的根本原因，即在除中医学之外，其他一切所谓“家”——儒家、道家、法家等等，都缺乏最基本的逻辑理论核心贯穿其始终，而且几乎全部都是思维中的独断论者。
说到这里，要特别解释一下。人类全部思维共有三种类型：思辨型，又称头脑型或逻辑型；怀疑型，又称手脑型或纯粹经验型、完全实践型；独断型，又称心脑型、腹脑型或情感型。思辨型思维基础于逻辑理论；怀疑型思维基础于实践经验；独断型思维基础于情感、心灵的直观。在笔者认为属于西方最高哲学的康德哲学中，上述的思辨型、怀疑型和独断型思维又分别可称之为先验知性、经验理性和直观感性三种。
为了进一步分析的需要，下面把这三类思维类型再解释得更详尽一些。
思辨型思维是从最基本的可作为公理的原理出发，严格按照逻辑原理、程序进行概念的定义、判断、推理，更进行一丝不苟的因果分析、类比归纳和直观综合的思维。这样的思维者基本上是一群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的思辨的真理的探索者。
怀疑型思维是只承认实践经验为真实，并因而直接从感性经验上升到真理的思维。这种思维者主张怀疑一切，惟一不怀疑自己的存在与经验，他们质疑一切既存的理论、观念，尤其质疑一切他人的自白，穷究人世间的真实的善。
独断型思维是崇尚感性直观的顿悟和灵感的思维。如果能在思辨型思维和怀疑型思维同在的基础上思维的话，这种独断型思维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先验直观综合的富有发现、发明和创造性的思维，但如果缺乏思辩性和怀疑型思维的参与，而仅仅孤立的独断型思维的话，则只能是简单的黑白型思维，即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思维。这种思维在中国是标准的党同伐异的武断型思维，乃至非理性的无思维；在中国历史上，更是紧步“大人”、“圣人”之后的无主体型思维，实际上是无思维；到了近现代，又加上紧步“洋人”之后的无主体思维，同样是无思维。
实际上，上述的三种思维类型，也应是融合于一切人思维之中的三个不可分割的阶段，应是一切人的全思维过程。人类只有在全思维的过程中，才可能真正作出有实效的新发现、新发明和新创造的成就。西方人类近代在全思维领域首先做出了“发明”，乃至“发明”的“发明”。所以，西方人在近代就明显比东方人，比我们中国人聪明。这是明白的事实，中国人没有必要学做“鸵鸟”而羞于承认。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基本上都属于独断论型。或许，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代可能有例外，例如老子的思维中就兼有思辨，墨子的思维中不仅有思辨，还有怀疑，但孔子的思维，基本上只有独断。
上述的三个人，我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三个可称得上是全人类级的世界大思想家。老子是全人类中最伟大的本体论思想家，他的“道”将可以在今后的世纪中把希伯来人的“上帝”和希腊人的“逻各斯”全部融合在一起成为全人类的“大道”。关于这一点，我曾发表过一个“宣言”，在“宣言”中我指出，在思维领域中，西方最高的是康德，东方最高的是老子，所以，我要借康德来改造老子，同样也借老子来改造康德。因此，我要在东方发起一场人类全新的思维革命、逻辑革命，这是后话。孔子是全人类中最伟大的目的论思想家，他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予人”的伟大观念为全人类的生命航船立下了永远为之导航的灯塔。墨子是中国的“亚里斯多德”，但实际上，他的经验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比亚里斯多德还更早一百多年，可惜，中国人自己把他几乎永远地遗忘了。
上述的三个人，其实很早就共同地为中国人创造了人类全思维过程的萌芽，令人非常痛心的是，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老子涝了、墨子没了，孔子空了。老子的思想首先被庄子，后来更被其他的道家之徒扭曲、遮蔽，失去了光彩，所以涝了；墨子索性被中国人几乎彻底遗忘了，所以没了；孔子空了，是因为他的思想被历代极权者及其御用文人改造成了最华丽的遮羞布。秦汉之后，中国人便基本上进入了一个不允许思维，从而也越来越变得不会思维的极其可悲的漫长的中世纪时代了。
汉武帝开创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汉代儒家文人首先把孔子的儒家思想改造成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以及“三纲五常”的伪神学，宋代明代的儒家文人又进一步把孔子的儒家思想改造成了“兴天理，灭人欲”的伪哲学，然而，他们的思维方式终究只是毫无思辨、毫无怀疑的独断论型。秦汉之后的法家、道家之徒，基本上也都是清一色的独断论者。一直到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均可悲地成为完全的独断论型，不知逻辑为何物，更不敢怀疑天命、大人、圣人。从此，中国的文人，基本上都成了只会博闻强记、食古不化、鹦鹉学舌，根本不知真思维为何物的文化奴才，就连原先孔子曾具有的心灵直观的起码的自我主体人格也丧失殆尽。这基本上就是近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思维状态。正是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国人除了术，不可能有学（除中医学之外），除了术的发明，如所谓的四大发明，根本就不可能有“学”的发现和创造。一句话，中国人的愚蠢，其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中国人，已经成了一个只会独断，不会思辨、不会怀疑的不会全思维的民族，这种劣根性更是特别表现在中国文人的卑鄙和无能。卑鄙是指其缺乏起码的主体人格，永远只服从天命、大人、圣人的淫威，无能是指其丧失了一个人应有的全思维的能力。除了独断，还是独断，不知逻辑为何物，更不敢有怀疑一切的勇气。
与中国文人不同，西方文人自古希腊以来，就已经奠定了逻辑思维的基础，也即奠定了概念的确定性、判断的规定性和推论的合理性的基础，具有了为学术而学术、穷究事理的思维类型；而基督教思想家不仅继承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逻辑思辨，而且也继承了希伯来人的圣经的纯应然的直觉顿悟的独断论思维，更自十七世纪以来，出现了笛卡尔、休谟、康德这样怀疑一切的切入问题深层的逻辑思想大家，从而全面地建构了近现代西方文化人的全思维过程的能力，这才是西方人近代之所以比一切其他人更聪明的最根本的原因。
更遗憾的是，即令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思维方法教育，也即哲学教育中也产生了不应有的全方位全过程的大失策，以至又更加深了中国人，特别中国文人不会思维的传统痼疾。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哲学教育中，完全只教辩证唯物主义，只教辩证逻辑，而极不重视，甚至完全不教形式逻辑，然而事实上，真正的逻辑思维是更根本的形式逻辑，是同一律、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的形式逻辑思维，而不是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律的辩证逻辑思维。更重要的是，前者是主干，是基础，后者是枝叶，是花朵。丧失了主干，枝叶、花朵不可能存在，同样，没有了形式逻辑思维的基础，辩证逻辑便完全变成了诡辩逻辑、骗人逻辑、说谎逻辑。长期以来，中国学生被告之，形式逻辑是“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是错误的思维理论。殊不知，丧失了“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起点、深度、高度，何来联系、运动、全面的思维发展？半个世纪以来的独一无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教育，事实上是完全迎合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独断论思维的传统需要。到头来，中国文人的思维依然是惟一的独断论思维。不说远，就拿今天中国文人们的作品来看，百分之90以上是不懂思辨思维和怀疑思维的独断论产品。靠这样的文人和这样的作品，为了中华文明的和平崛起，中国人怎么去从事新的发现、新的发明和新的创造的伟大的工作呢？须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必须借助于全方位全过程的全面的思维才是可能的，仅仅靠独断的吹牛、说大话、讲梦话、喊口号、情绪大爆发等等，是不可能会有任何作为的。
我对中国文人的这种只会独断论思维的批评由来已久，我在《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书中对中国文人的批评，也显然是符合事实的。远的不说，就拿目前中国的“思想界”来说吧，我认为，基本上分两大类四大派。两大类是指接近官方类和接近民间类。每一类又分色彩浓淡的两派。完全属于官方的文人还暂不在考虑之列，因为我认为他们显然只会独断思维，包括完全官方的媒体，这是喉舌，将不得不如此，也不能不如此。
接近官方类的浓派，我认为是新左派，反映这一派思想的媒体远比其他派多，当然不包括完全的官方派。这一派文学人士居多，也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和另一些杂家。这派出名的刊物有《读书》、《天涯》等，他们崇尚的主要理论，是从西方舶来的“后现代主义”，或许再加上一点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色彩。汪晖是这一派中理论色彩最浓的人物，因为他有厚厚的思想专著，他也是《读书》杂志的主编。然而我认为，此君有点食洋不化，在中国歪用洋理论，除了会玩用一些舶来的理论词汇之外，实际上不过是个“山间竹笋”和“墙头芦苇”式的浮滑的文学人物而已。汪晖先生虽有博士头衔，还被人们目为著名的“思想家”，其实，他的思维方式惟一只有独断论，根本不懂什么叫作思辨和怀疑。在其著作中也看不到这两种思维的痕迹。且不论这一派人的某些观点何其错误，例如诋毁民主、自由，歌颂旧政治——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吹捧武侠文化等等，只其思维方法便不足取，所以他们的观点也大可质疑，读者慎记。
接近官方类的淡派是现在正“浮上水面”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其主要人物有所谓“南蒋（庆）北陈（明），又有原属自由主义者的盛洪、秋风、王怡等人出来助阵。秋风称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为“浮上水面”，我看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腐朽文化的“沉渣泛起”。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刊物是《原道》（陈明为其主编）。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主张是，开展读儒经的运动，以“复兴中华文明”，而南蒋北陈，也被人们称（或他们自称）为“大儒”。恕我直言，这是两位食古不化的人物。虽然我也赞美孔子的“目的论”思想，然而，我却诅咒汉儒和宋明儒利用孔子的伟大的思想为极权专制者织造华丽的遮羞布的卑鄙行径。在我的批判中，汉儒不过是打着孔子儒家旗号的伪神学家，宋明儒则不过是打着孔子儒家旗号的伪哲学家，而从根本的思维的意义上看，他们没有丝毫创新，依旧是孤零零的独断思维。在他们的著述中，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如天、地、道、器、理、气、心、性等等，全都是不可能获得准确性定义的混沌观念，因此，根本无从思辨，即无从准确判断，无从准确推理，更由于“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传统，同样也无从怀疑，也不敢怀疑。而且，他们的独断论比之孔子的独断论，还更缺乏主体性，更卑鄙，在孔子，尚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自由人格，而在汉儒和宋明儒，则完全变成了极权专制者的文化奴才。我不反对今天的青少年适当阅读一点孔子原著中的少数维护仁爱道德的精彩的句子，但坚决反对在青少年中恢复对历史上鸩毒中国人主体人格的传统“儒经”的诵读，更反对使之成为“运动”。这显然是要把中国青少年的大脑重又推进历史上的蒙昧黑暗的死泥潭。这是犯罪，是对中华民族整体精神的犯罪。我在前面已指出，不要说汉儒、宋明儒，即使孔子本人的思维类型也只是单一的独断论型。文化保守主义者们难道要我们的子孙永远只成为读死章句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再加上今天“畏洋人”的不懂思维为何物的可怜虫么？我敢说蒋庆、陈明两位先生本人就是食古不化的愚人，他们同样缺乏人类全思维的能力，不懂思辨、怀疑为何物。蒋庆、陈明二位先生如果不服，欢迎在中央电视台或互联网上面对面展开辩论，让全国的青年朋友参与评判。蒋庆先生自称“大儒”，有人称其“欺世盗名”（见《书屋》杂志，2005年第七期），我认为一语中的。
秋风先生，我很遗憾，这是一位颇有正义感的青年，却思维混乱。翻译了一本《哈耶克传》，便成了以哈耶克为偶像的信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却有偶像崇拜，这本身即是观念糊涂；今天又成了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要开展信奉儒家的“读经”运动，思维就更混乱了。
其实，哈耶克并不值得中国人去崇拜，他的思想的错误和正确一样多。在西方的思想家中，他最多也只能算是二、三流。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他对自由、制度的辨析，有不少结论是相当有害的。人们对他的“伟大”的崇拜，多半是情感独断的误解。当生活在东方专制主义之下的人们把他视为歌颂自由的圣徒之时，其实他心里真正骂的并不是东方的专制主义，而是凯恩斯和罗斯福；而当他把自由从精神、文化的领域扩散到经济乃至政治领域之时，实际上，他是在把人类的未来愈来愈推向无穷无尽的灾难，今天全球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恶劣的态势，即与此理论密切相关。当人们把哈耶克的理论用来作为东方走向自由民主之路的向导之时，人们会发现，事实却是背道而驰。他要求人们在“自发”中等待，而不要去“建构”，他要求人们维护“传统”，而不要去反对传统。秋风先生的从自由主义滑向维护传统的“读经”的文化保守主义，其中的奥秘即在于此。这叫什么？这叫不折不扣的食洋不化。在东方，人们可以在“自发”的传统中等待自由、民主制度和实践的到来么？这不是梦呓是什么？秋风先生的思维完全被中国传统的“独断”套牢了，连起码的一点思辨精神和怀疑精神都没有。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我为秋风先生惋惜。
接近民间类的浓派，为势所迫，后来都几乎成了公开的反体制派。他们热情地疾呼民间疾苦，抨击时弊，言词直接诉诸政治，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实施宪政。由于现实的原因，这派人士显然缺乏自己的媒体阵地，甚至连自己的衣食都成了问题。他们的文章只能发表在国外的互联网上，偶尔也见于国内的互联网上。这派人士的思维独断论的色彩固然仍旧深厚，倒也常见怀疑论型，但却难见思辨论型。也难怪，这派人士是斗士，甚至是烈士，惟独不是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的思辨之士。此外，这派人士的观点，或许因为立场和独断思维的惯性，易于过度袒护美国当局的政见而显得偏颇。
接近民间类的淡派即通常人们称谓的自由主义者。这派人士最杂，也最良莠不齐。既有真正的学者和思想者，但也不乏文化掮客，甚至学术骗子：或靠拉帮结派而显示学力，或靠吃一个“洋人”而成“大家”，或靠当“主编”便成了学术权威，等等。虽然这种情况在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者中原本就是通例，但在自我标榜自由主义者的人士中，则更带欺骗性，也更误导青年。
在真正具有自由主义素养的人士中，的确显示了一定的思辨思维的能力，也有怀疑的道义勇气，但总的来看，大多数的人们仍旧只有独断论思维。这没有办法，两千多年独断思维的传统，加上近现代五十多年所受的独断论哲学的教育，以及媒体中几乎百分之百的独断论文献的宏涛巨浪，能不被独断论的洪水裹挟而去，甚至完全吞没，也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中国的“思想界”尚且如此，中国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如何呢？现在网上常可以看到反映和揭露各界腐败的文章，腐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我可以肯定，其中必有一条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不会思维，乃至根本无思维，只由感性的情感、欲望引领着胡作非为。
我的结论：除纯粹的自然科学界还可能有一点思辨思维和怀疑思维之外，其余各界，都几乎处于独断论思维的意见的王国。无论是专家、学者、博导、教授、作家、记者，大学里的博士、硕士、大学生，总之，绝大多数的中国文化人，都被独断的意见笼罩着，不会怀疑提问题，更不会思辨求真理。在中国，根本就极少有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为真而真、为善而善、为美而美，总之，为真理而真理的纯粹的思辨论者；也根本找不到怀疑一切，而只惟一以实践经验为准绳的真正的怀疑论者。缺乏严格的形式逻辑思维基本训练的人们，装着满脑袋的辩证法，只会变成最讲眼前功利、目光短浅的诡辩论者，以及毫无主体信念的机会主义者。
中国古代的传统文人是纯粹的独断论者，想不到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变迁，中国现代文人依然只是改头换面的独断论者。过去是食古不化，把先秦伟大的老子、孔子、墨子的伟大的文明精神，几乎完整的全思维成分的萌芽丧失、扭曲得只剩下了惟一的独断，而且还是丧失了主体性思维的独断。现今又加上了食洋不化，没有学来西方人的思辨精神、怀疑精神，却偏偏学来打着唯物辩证法招牌的新独断论。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的思维水平，不仅没有在传统的独断论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还又更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枷锁之上添上了“畏洋人”的新的枷锁，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的悲哀。
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广大的青少年中，还又增加了“食今不化”。何为“食今不化”？即面对现实，一切均以回归本能，即回归原欲和原恶，回归本能的物欲、本能的好奇欲、本能的性欲、本能的任性、本能的懒惰、本能的嫉妒，处于几乎完全无思维的状态。今天的年轻人，所关心、所倾心、所迷恋的，都只有“欲”，而没有“思”，即使有，也只能是独断的思，而毫无思辨和怀疑的思。只有浮躁愤怒的意见，而没有静观求实的问题，更没有思辨追求的真理。正是因此，在广大的青少年中，他们的偶像，只能是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武打之星、漂亮之星、情色躁动之星（如木子美、****等），这里依然反映了中国人的无主体、无自我思问的传统。中国人永远都只是从权、从钱、从众、从潮。诚如鲁迅先生文中曾描述过的一个例子：一个人在路上吐下一泡痰，然后蹲下来死死盯着它瞧，立即会引来一大堆人，里三层外三层，一起跟着瞧。至于瞧什么？为什么瞧？不知道，也不问。结果，路被堵死了。事后，人们最多也不过哈哈一笑。中国人就这么活得无聊。今天的木子美、****，与此有多大不同呢？
无论学者、文人们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还是广大青少年的食今不化，全都在于不会思维。常言道，“三思而后行”，可惜，中国人从来就不曾深究“三思”是什么意思，却被秦汉以来顽固的传统导向了只有惟一的独断的思。正是这惟一独断的思，使得中国永远都只知道独断出意见，而不知道怀疑出问题，更不知道思辨出真理。中国成了意见之国，并且最后永远都只剩下代表专制权力的“圣王”的意见。所谓汉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宋明儒的“兴天理，灭人欲”等等，他们的宗旨，也都在最后只能剩下“圣王”的意见，也即圣王的意气之见。
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从不知真理为何物，也不知问题如何出，永远都只有意气、意见，而且最后绝对都只服从“圣王”的意气之见。这正是西方哲人对中国人的批评：在中国，永远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惟一的自由人，即圣王，也就是皇帝及其专制。这既是中国人惟一只有独断思维的根源，也是中国一切历史的最后可悲的愚昧无思的结果。惟一的独断思维是永远笼罩在中国人头顶上的禁锢的“套”，中国人就是永远的套中人。中国人要在新的世纪“崛起”，必须首先解除这个套。这个套也即我在前面所发现的中国（文）人身上永远的“旧衣”。新的时代将要求每一个中国（文）人自己给自己解套，从此脱下那件禁锢你的“旧衣”：冲决惟一的独断，增加思辨和怀疑，让自己的大脑真正具有“人”的全思维，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可以称之为人的人。
事实上，人类文明的成就全都必须在上述三种思维共同合作之下才能成功，尤其西方近代三百年的文明史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中国人过去两千多年文明发展的停滞，其中最深层的原因，即在此。即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完全偏枯在惟一的独断论思维的方法之中，而且这种方法还远不如最早的圣人（老子、孔子、墨子）那样具有主体性的能动的力量。
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思考乃至作文均有如下明显不变的模式：
一，某某大人、某某圣人、（以及后来的）某某洋人说：……；
二，现象的描述，证明大人、圣人、洋人之说；
三，再述某某大人、某某圣人、某某洋人的解决困难之方；
四，深感大人、圣人、洋人的高明、伟大，于是，诚表心悦臣服。
上述行文的次序或可变化，但要素是不敢变的。
如唯不信，不妨查证一番，看看今天的中国文人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运用自己的理论、自己的质疑，去自己思辨、怀疑、独断，并最后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更希望今天所有的青年，都能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思维，立即给自己解套，真正从此解放自己，壮大自己，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会思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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